核心观点:


1、这次疫情对电影业的影响,我认为是暂时性的、阶段性的。我常说一句话,有电影人在,就有好电影;有好电影,观众就会回来。


2、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。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。


3、行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,需要银行低息的,甚至贴息的行业扶持政策,需要优惠的退税政策。符合上市条件的允许上市,以及发债再融资和直接融资,从而形成良性循环,不是仅仅靠补贴,因为补贴不能形成产业循环,而且补贴的力度也是杯水车薪。




电影业正在复苏中。


在电影院线复工的百余天内,涌现了《八佰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金刚川》等叫好叫座的影片,去年因疫情撤档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紧急救援》也宣布定档今年春节档,资本市场也迎来博纳影业成功过会的消息。


近日,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博纳影业董事长、总裁于冬进行了专访。面对整个电影行业面临的资金压力,于冬认为,不应该单纯靠补贴,应该形成良性的内生循环。资金方面,应该打通电影制作企业直接融资、银行贷款、发债和上市的通道;内容方面,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到重点影片上,未来几个公司一起投一部电影,或者几个导演一起创作一部电影将成为常态。


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,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,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。


疫情期间,国内电影票房超过了美国的票房,于冬表示,“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,我们已经是电影生产大国,第一大电影放映市场,所以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。”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,目前电影行业虽然受到疫情影响,但在产业政策、硬件基础和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极大进展。


不以追赶美国为目标,应从电影大国向强国迈进


新京报:你下海创立博纳影业的时候正值影视寒冬,今年因为疫情影响,电影行业的各个环节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你觉得这两次行业的不景气,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?


于冬:我入行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电影最低迷的时候,低迷到什么程度,就是所有的电影制片厂都亏损。当时大家都在说电影的末日将来了,因为电视、卡拉OK等新的娱乐形式逐渐取代了电影,很多电影院关停,阵地都没有了。


1998年全年的电影票房创了历史新低,只有8.3亿票房。那一年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《泰坦尼克号》,这部电影放映了近半年,达到3.6亿票房,但它占用了太多的档期,国产影片票房可能都不到两个亿。那时候,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宣发处,负责发行影片,影片都没怎么生产了,发行科更是门可罗雀。但恰恰是那一代的电影人,尤其是国营厂的一些厂长们的坚守,像韩三平、朱永德等,才维持了每年100部左右的故事片生产。


那一次的寒冬,让我们痛下决心,进行市场化改革。从2001年之后,一系列的电影产业政策推出,包括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到制片、发行、影院建设等行业,市场化的活水激活了整个市场。2001年以后,电影市场开始逐渐爬坡过坎,取得了连续17年至18年的高速增长。相当于从只有1100家影院、1800张银幕、年票房不到9亿的市场,跃升到2019年的644亿票房、年产影片1080部、银幕7万余张,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。 


2020年的疫情,导致了电影院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停摆。但这次的影响,我认为是暂时性的、阶段性的。中国电影产业经过前20年、三代电影人的努力,已经夯实了产业基础,已经有了足够的创作积累,银幕数量已经达到7万张,尤其是年轻导演的崛起,形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力量集聚。我常说一句话,有电影人在,就有好电影;有好电影,观众就会回来。


新京报:你之前提到一个观点,大意是在我们高速发展的情况下,可能电影票房10年内就可以追平美国。现在受到了疫情的影响,国内票房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票房,你的观点是否有发生变化?


于冬: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。目前国外的疫情更严重,他们推迟复工的时间会更长。更重要的一点,我们已经是电影生产大国,第一大电影放映市场,所以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。这个增长势头是不是依然能保持,疫情后使观众回流到影院的信心很重要,回流的信心来自于哪?来源于一大批源源不断的好作品。


新京报:电影行业最大的压力是在资金上?


于冬:我们资金还好,2019年总票房640亿,博纳影业贡献了83亿票房。这83亿票房的分账大部分在去年年底疫情前,已经基本收回来了。虽然在疫情当中也受到影响,但也是一个健康的状态。2020年也会实现整个集团的盈利,可能业绩不如去年好,但是我相信我们会触底反弹的。


作为内容制作公司,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市场是不是还需要1000部电影?我们可能需要把没有票房的那500部的资金投入收回来,集中到头部的重点影片上。未来可能几个公司一起投一部戏,或者几个导演一起创作一部戏,是常态。这样院线也会得到恢复,制片行业也得到缓冲,这样整个电影产业才能进入到良性发展的轨道。


行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,需要银行低息的,甚至贴息的行业扶持政策,需要优惠的退税政策。包括金融市场的支持,比如符合上市条件的允许上市,以及发债再融资和直接融资,从而形成良性循环,不是仅仅靠补贴,因为补贴不能形成产业循环,而且补贴的力度也是杯水车薪。 


流媒体平台应建立成熟的点击分账模式,而不是直接买断


新京报:从今年年初开始,就有受疫情影响无法上映的影片登陆流媒体平台的现象,比如《囧妈》《花木兰》等,未来是否会出现流媒体(视频网站)和电影院争夺影片的情况,很多人说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电影院了,你怎么看这个观点?


于冬:春节档的很多影片都在线上放映了,我认为这是电影公司的无奈之举,包括在Netflix(美国流媒体网站)上播放的《花木兰》,这说明可能连迪士尼这样的巨无霸公司都面临资金回收的压力,或者前期宣发成本投入过大。所以我们更多是理解,其实院线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封杀或者制裁,这也是在疫情下没有办法(的举动)。


我觉得,未来可能会形成院线和流媒体平台自己出资定制电影的情况。院线电影还会有很多人去拍;(流媒体)平台也会有愿意投资拍一些在平台上播放的电影,通过更成熟的点击分账模式,鼓励创作者通过影片质量提高分成收入,而不是一次性买断或者包拍。


博纳影业也会分流一部分创作力量,跟平台合作去拍摄一些线上播放的定制化的电影项目,这都是相辅相成的,唯独不能变的是严谨的创作态度。院线电影的优势在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、休闲娱乐和社交功能,这些都是院线电影未来赢得观众的机会。但是更主要的是,要通过提升创作理念,了解创作规律,提高科技力量,来提高院线电影的视听体验,这才是未来院线电影的生存方式。 


新京报:你的意思想在院线之外,在流媒体平台上多一块增量市场,并不是分流?


于冬:应该回到(流媒体)平台分账模式的改进和透明上来,不是说趁机压低价格收购这批院线电影。这些院线电影被收购之后,电影公司是没有再生产能力的。只有通过院线观影人次的提升,来维持它的再生产能力。所以如果平台抱着割韭菜的方式趁机抄底收割,那是伤害院线电影背后的投资商的。


因为现在投资电影的资金,只有行业的内生循环资金,热钱没有了,房地产老板不投了,煤老板大哥也没钱了。如果互联网大哥们再趁机杀价,那就是要了行业的血脉,所以我们更希望互联网的巨头们提高点收购价格,而不是趁机压价。


影片断档可能导致中小影院关店潮,应抓紧创作生产


新京报:从2015年开始是院线投资的大浪潮,很多影院公司有非常多的扩张情况,但这些电影院在去年或者前年才投入使用,结果突然遇到疫情,那么,院线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上线项目吗? 


于冬:我们从1800张银幕增长到7万张银幕的时候,经过了20年的发展,确实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,让购物中心嵌入电影院成为商业模式。未来,可能会形成社区型的影院,像超市一样,会成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
但疫情使得尾部的一批电影院出现关店潮,如果后续创作生产跟不上,影片的断档可能会加剧关店的速度。而且国外的疫情还在延续,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。国外进口影片的生产,复工时间比我们还要晚,所以进口影片的片源,明年会出现断档。现在当务之急,应该抓紧创作生产。


新京报:这会不会导致影院或者影投公司的进一步整合,或者说一些小影院被出清掉,因为有数据说可能有4000多家影院在疫情中关店了。


于冬:具体数字现在还没有直接的统计,但肯定会有大部分尾部的店关店。经营的压力主要还不是因为分账,是房租交不起,不光是电影院,好多小的餐饮店都关掉了,零售行业都面临这个问题,不要把它放大到电影行业独有。


我觉得更多是要发扬企业家精神,多沟通。比如博纳影业旗下很多影院,疫情期间的租金都得到了相应减免,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企业家帮企业家,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。


主动请缨拍摄《中国医生》,希望拿部分票房帮助抗疫


新京报:我听说武汉刚刚解封没多久,博纳影业就派了很多创作者到武汉去做《中国医生》这个电影,想问一下这个片子现在进度是怎么样的? 


于冬:《中国医生》十一期间在无锡举行开机仪式,现在已经转场到武汉拍摄了。疫情当中,湖北省有20多万医生、护士,全国增援武汉有4万多人,每一个医护工作者都是舍小家顾大家,来面对病毒所带来的灾难。我们被这些故事感染到,所以博纳影业向国家电影局主动请缨,拍摄一部聚焦医护群像的当代电影。刘伟强导演在跟我充分沟通后,率领《中国机长》原班人马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中。


武汉解封当天,我们的采访小组就进到了武汉,去采访各大医院的一线医护工作者,还有援鄂医疗队的人。每一个医护给我们讲述的故事,都很感动。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样的故事用电影的形式搬上银幕。 


我希望,每个中国人在明年或者更久远的时候,都能想起2020年的那些瞬间。通过电影的手法再现那一时刻的景象,让它不仅成为时代的记忆,同时也是对那些牺牲的人,包括病人、医生的缅怀。


新京报:这次对于《中国医生》你有怎样的票房期待? 


于冬:我希望每张电影票都有一份(来自)观众对疫情的支持,希望拿出票房里的一部分来支持疫苗的研发,而不仅仅是我们要赚多少票房。疫情并没有结束,还会有更长时间的常态化防控,所以我想这部分的电影票房可能还有一部分要支持抗疫工作。


新京报:听说你在疫情期间请很多制片、编剧、导演来家里吃饭,帮他们疏解不安,还亲自和物业的老板去谈价格,这期间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?有什么感动的事情?


于冬:上半年,我们内部的高管主动减薪一半,我们还积极地跟影院业主方沟通,大部分业主都在租金上做了不同程度地减免,(他们)减一毛钱都是情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跟艺术家的交流,让大家在创作上、心灵上互相帮衬。导演们也给我加油,都说于老板要挺住,所以我觉得作为电影的出品人、制片人,更多的是需要行业内抱团取暖,而不是单打独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