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小鲁：预计十四五时期，经济增速在3%-5%

　　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届年会于11月18-20日召开。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以“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前景”为题发表演讲。

　　王小鲁表示，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疫情冲击下的衰退，走向了复苏，在世界上表现是相当出色的，但是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。

　　第一，疫情的影响还没有结束。消费受疫情影响很大，而且难以马上恢复并进入常态。

　　第二，国际形势仍不乐观，其预测，2021年世界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处在衰退状态。“中国的1—9月份的进出口仍然是负增长，虽然近几个月有恢复，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还不乐观”。

　　第三，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没有得到根本纠正，投资率过高，消费率过低，债务负担过重、效率偏低，这些问题仍然存在。

　　第四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。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状况虽然在理论上是取得了共识，但是在实践中间往往出现不同的情况，局部走回头路的情况还有出现。

　　第五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待理顺。“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各种过度干预市场、过度干预企业的情况。但是在市场失效的领域，包括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，在这方面政府还有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”，王小鲁说。

　　第六，收入差距仍然过大。少部分人生活进入了现代化，但是其余的10亿人左右，大概平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。“我们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.46、0.47左右，这样巨大的收入差距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平衡发展是会有影响的”，王小鲁强调。

　　第七，在技术创新方面，我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多、前沿创新仍然不足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革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，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，以激发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。

　　在王小鲁看来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经济仍然会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，大约在3%-5%的范围。他强调，政策不宜追求更高的增长率，重点要放在调结构、促平衡、恢复市场动能，通过改革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动力。“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，但是有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继续推进才能够消除未来发展的障碍”。

　　他提出九项政策建议。

　　第一，需要建立公平、充分竞争的市场，对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一视同仁，对大中小企业要一视同仁、公平对待。需要降低产业进入的门槛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需要对内开放。需建立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，共同发展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　　第二，保持货币中性，降杠杆、除泡沫。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有效，但是不宜作为长期政策来使用”，王小鲁表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希望能够把M2和社会融资的年增长率控制在不超过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的范围以内，同时设立降杠杆目标。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等各方面的改革。

　　第三，推进“以人为本”的城镇化。“十四五”期间建议通过加快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，首先解决两亿多人中间一半人在城镇安家落户的问题，同时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和保障房的覆盖率，解决一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。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，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、高考的权利。

　　第四，改革财税体制，改善政府支出结构。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应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，降低政府投资和政府行政性支出所占比重，扩大教育、医疗、保障性住房等等方面的支出。同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制定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，把这些标准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挂钩，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，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。还需要增加国有资本对社保基金的补充，来降低企业缴税负担。“我们在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，让企业松了一口气，但是疫情之后，我认为还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税负担”，他说。

　　第五，开放土地市场，稳定地价房价。“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市场的情况是需要改变”他称，要解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的问题，同时农民的闲置宅基地也能够进入市场。当然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，用来平衡收入分配。

　　第六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，应当按照“市场导向、效率优先、优胜劣汰”的原则来进行改革。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，政企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设计，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引进竞争性原则、效率原则，不要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主次。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应当引进社会监督。

　　第七，调整收入分配，促进消费回升。王小鲁表示，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仍然过低，需要进一步地提高，收入差距仍然过大，需要改善。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，促进过低的消费率降低。

　　第八，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方面，需要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，多鼓励公平竞争，少用特殊优惠，少用行政干预和价格干预政策。各级政府不应该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，减少产业的进入限制、进入门槛，消除所有制歧视，依法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，鼓励企业创新，鼓励风险投资，促进产学研结合。

　　第九，教育要去行政化，要打破垄断，发展多形式、多渠道的职业教育，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。

　　以下为演讲全文：

　　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

　　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冲击下的衰退，走向恢复，在世界上的表现相当出色。但是，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，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讨论。

　　第一，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。1月-9月，各项指标月度增长虽已转正，但1-9月份累计消费品零售增长仍为负7.2%，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在疫情影响下，消费受到很大冲击，而且它的恢复不能马上进入常态，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。

　　第二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，可能面临更大一波疫情冲击。因此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是一个巨大问题。在我看来，2021年世界经济很可能仍处在衰退状态。中国1月-9月进出口总额仍负增长（ -1.8% ），虽然近几个月有所恢复，但未来前景似乎不乐观。

　　第三，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尚未根本纠正，资本形成率过高（43%）、消费率过低（55%）、债务杠杆率过高（280%以上）、效率偏低等问题仍然存在。

　　2019年末，我国投资率占GDP的43%，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，相比我国1980年代、1990年代也高出10%左右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%多，相比我国过去也低10%多。这些是导致产能过剩、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第四，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共识，但实践中往往出现不同情况，局部也存在走回头路的情况。

　　第五，政府和市场关系待理顺，需防止过度干预市场、干预企业。在市场失效领域如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法治环境等，政府作用有待改善。

　　第六，收入差距仍然过大。目前有3亿人进入现代化，其人均年收入估计在2万美元。其余10多亿人，人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。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.46、0.47，也对未来经济平衡发展产生影响。

　　第七，技术模仿多，前沿创新不足。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，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，激发企业创新研发动力。

　　未来经济形势展望及改革建议

　　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瞻，2020中国全年经济可能恢复2%左右的正增长，尤其最近几个月恢复相当明显。但是，经济增长受到内外需求不振的制约。在我看来，“十四五”时期较大可能处在中低增长区间，也就是3%-5%之间。

　　基于现实情况，我认为未来政策不宜追求提高增长率，而应把重点放在调结构、促平衡、恢复市场动能，通过改革保证经济增长动力。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，但亟待推进多领域改革，消除发展障碍。

　　我认为需要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领域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第一，建立公平、充分竞争的市场。对国企、民企、外企，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，公平对待。降低产业进入门槛，对外对内同等开放。保证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、平等竞争、共同发展。

　　第二，保持货币中性，降杠杆、除泡沫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，但不宜作为长期政策使用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建议在GDP增长率真实可靠的基础上，保证M2和社会融资年增长率不超过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，并设立降杠杆目标。与此同时，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各方面改革。

　　第三，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。过去城镇化进展很快，但是存在一个偏向——重物轻人，部分地方政府花大钱投入固定资产投资、城市建设，大拆大建，但是忽略了“人的城镇化”的重要性。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，大约有2.3亿人没有城镇户籍，且相当大比例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范围，不能在城镇安家落户。

　　建议 “十四五”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常住人口落户，2.3亿无户籍常住人口减少一半，以提振内需。同时，大幅度提高社保和保障房覆盖率，解决1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住房问题，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，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、高考的权利。

　　第四，改革财税体制，改善政府支出结构。过去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一直放在政府投资，未来应当转向以保障民生为重点，降低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，扩大医疗、教育、保障性住房支出。同时，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制定医疗、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，与转移支付挂钩，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，有效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。此外，还需要增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，降低企业缴费负担。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费，确实是让企业松了一口气，但是疫情之后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费负担。

　　第五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，稳定地价、房价。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供应的状况要改变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同等入市，同权同价。农民闲置宅基地也应被允许进入市场。当然，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，用于平衡收入分配。

　　第六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。在竞争性领域，国企改革应当按照市场导向、效率优先、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。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，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。政企关系需重新设计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引进竞争性原则、效率原则，不按所有制划分主次。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，应该引进社会监督。

　　第七，调整收入分配，促进消费回升。目前，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，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善。同时，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，促进过低的消费率回升。

　　第八，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。多鼓励公平竞争，少用特殊优惠、行政限制和价格干预政策。各级政府不应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。减少产业进入限制，消除所有制歧视。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、鼓励创新和风险投资，促进产学研结合。

　　第九，教育要去行政化。打破垄断，发展多形式多渠道职业教育，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。